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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400幅图片首次展现。基于国家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绝大部分图片都是首次展现给广大读者。
☆本书独创“图像证史”研究方法，400余幅珍稀版画、照片构成视觉史诗，揭示每个时代“中国观”背后隐藏的西方焦虑与欲望。当我们在21世纪重审这条认知链，会发现所有隔阂都源于人类共通的认知困境——我们始终在镜像中寻找异域，却照见自己。。
☆知名作家马勇倾情作序推荐。 作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深耕中国近代史、儒学史及文明史四十载。其研究以“全球史观”重构晚清至民国历史叙事，突破传统“革命史观”与“冲击-回应”范式，提出“文明交融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路径”理论体系。
☆这是一部跨越五个世纪的西方中国认知史三部曲，通过”变色龙”视角揭示文化误读与对话的深层脉络。
☆权威、客观、中立、严谨。考证严谨，注释翔实，堪称历史著作典范。由于作者中文功底强，全书阅读感流畅，文采斐然，是难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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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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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从1500至1949年有关西方影像里的中国形象的历史的作品。《画龙：西方传世影像里的中国形象（1500--1949）》一书共三卷，凡35万字，图片400余幅。该书从宏观层面将西方的中国形象分为1500—1800、1800—1900、1900—1949三个大的阶段，以各个历史时期西方传世的各类影像资料（包括插图、绘画、版画、艺术图案、漫画、招贴画、摄影、电影等）为对象，分析这些影像背后映照的西方中国形象的变迁，旨在为现实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作为西方审视中国的重要载体之一，流传至今的海量影像无疑成为透视西方“中国观”的一扇窗户。回望历史不难发现，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中西方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观看”彼此的具象化。时至今日，国家形象的研究、传播、塑造等课题已成为当代中国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毋庸置疑，研究西方中国形象演变历史，把握不同时代西方塑造中国形象的特点，有助于我们重塑中国形象，扭转西方对中国形象塑造逻辑的错误认识。对于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而言，系统地梳理并反思西方的中国形象无疑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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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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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林，1973年生，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和历史影像研究，在《史学月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学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报纸发表历史随笔百余篇；先后出版的著作有：《照鉴晚清：影像背后的历史》《照鉴北洋：影像背后的历史》《照鉴民国：影像背后的历史》（团结出版社2024年）、《民国外交家顾维钧传》（团结出版社2020年）、《暗夜中的眼睛：一名日本间谍的摄影情报档案（1924—193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慈禧回銮：1901年一次特殊的旅行》（繁体字版枫林出版社2019年）、《慈禧回銮：1901年的一次特殊旅行》（三联书店2017年）、《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1915：中国表情》（人民东方出版社2015年）、《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人民东方出版社2014年）、《经典影像背后的晚清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等十余部，其中《绥远1936：失踪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获2016年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并被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拍摄为三集同名历史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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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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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如何化解人类的隔膜
总序 图现“变色龙”：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中国观看
第一卷 奇幻的国度（1500—1800）
第一章 初见：从谟区查的神秘抄本说起
第二章 发现：卫匡国的中国地图
第三章 采奇：卜弥格的博物志
第四章 历奇：尼霍夫的远东见闻
第五章 造梦：基歇尔描绘的新东方
第六章 颂龙：被美化的中国皇帝
第七章 幻化：孔夫子的国度
第八章 追梦：迷雾下的“中国风”
第九章 破梦：亚历山大的远东速写
第二卷 停滞的帝国（1800-1900）
第一章 购奇：广州来客的订制画
第二章 绘奇：洋画笔下的东方图景
第三章 造奇：阿罗姆刻画的停滞帝国
第四章 叹奇：传教士的“水中花”
第五章 猎奇：枪炮后的照相机
第六章 售奇：洋镜头下的生意经
第七章 惊奇：西方游历者目睹的多面晚清
第八章 蔑奇：美国漫画里的中国人
第九章 观奇：19世纪“唐人”轶事
第三卷 纷乱的国度（1900—1950）
第一章 夕阳：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
第二章 变乱：短暂的共和气象
第三章 寄托：充满温情的浪漫国度
第四章 秘境：探险家们的中国访古
第五章 幻影：从“傅满洲”到“大地”
第六章 窥伺：日本间谍的在华摄影情报
第七章 同情：为盟友重塑形象
第八章 惊雷：红色中国的新气象
第九章 新生：臆想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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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图现“变色龙”：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中国观看
一
公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传教士抵达广东肇庆，由此踏上了大明王朝的国土。在随后长达27年的传教生涯中，利玛窦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帝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几百年后，当人们翻开他著的《中国札记》时，随处可见由衷的赞赏之辞。利玛窦写道，中国的领土“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王国合在一起”，“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须外国进口”，他们的“缫丝业规模如此之大，很容易与欧洲产品竞争”。毫无疑问，利玛窦眼中的中华帝国，绝对是那个时代全世界所仰慕的对象。
实际上，利玛窦所看到的一切，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昙花一现。种种研究表明，还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计算，公元1000年时，中国的GDP已占世界的22.7％，随后就一直保持在20％以上，到1820年则达到32.9％。著名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也指出，中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其经济总量经常能占到整个世界的50％以上，而在经济极为繁荣的宋代，这一数字甚至曾高达90％。
的确，作为中国历史上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大宋王朝无疑是当时世界的超级大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就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小的中原王朝，却在社会发展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其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已达到了欧洲大城市18世纪初的水平。
更令人惊叹的是，在许多领域，宋代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当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技术工人的待遇非常之高，城市化率竟达30%。宋代中国还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高度开放，并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到12世纪末，中国商人已开始取代阿拉伯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由于在世界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当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非常繁荣，印度的细纹棉织品、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大批涌入内陆，而瓷器、丝绸等高端产品则源源不断地流向全世界。
到明代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的中心，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江南地区还出现了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据估计，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45%，其工业产量则占世界的2/3以上。以铁产量为例，明代是北宋的2.5倍，永乐年间高达9700吨，而当时欧洲产铁产量最多的俄罗斯还不到2400吨。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非常强大。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就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保罗·肯尼迪也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中说：“全球三分之一的钢铁产量用于明帝国生产兵器”。在对外贸易方面，明代也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据弗兰克估计，在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百余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与此同时，明代曾先后涌现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多位科学巨人。更难能可贵的是，明代知识分子还对西方科学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例如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就曾受教于传教士利玛窦，并翻译了《几何原本》、《逻辑学》等西方科学著作。或许是受这一事实的触动，稍后的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曾在《中国近事》中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此外明代末期还一度出现了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运动”，市民文化也大有流行之势。来自西方的天主教，那时也曾在南方广为传播，并受到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欢迎，甚至南明小朝廷的后妃们都普遍信仰天主教。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的“软实力”也强大起来。利玛窦记载道：“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他们都自称‘大明人’”。有趣的是，16世纪中期的另一名传教士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就时常会感受到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当抵制西方宗教时，日本人总会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
1405年7月，明代大航海家郑和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拉开了七下西洋的大幕。直到1433年，这支船队先后远涉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其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技术先进，船队所到之处，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更重要的是，通过郑和的远航，全世界都认识到了当时中国在各领域的巨大优势。史料证明，郑和的宝船长约70米，排水量达2000吨，而87年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其旗舰“圣玛利亚”号的排水量仅为233吨。
横向对比，就在郑和开始下西洋时，法国正遭受着百年战争的蹂躏，英国尚未完全废除农奴制。至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甚至还处在奴隶制社会之中。就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的：“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对于大明王朝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走向世界的绝佳机遇。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不久之后，明王朝突然选择了从世界舞台上主动退出。1433年，郑和在第七次远航途中病逝。随后，由于受到许多大臣的强烈置疑，宣德皇帝：“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从而彻底废止了海外开拓活动。而曾经乘风破浪于大洋之上的郑和宝船，则渐渐腐烂在太仓的港湾里。据说为防止再有人出海，兵部官员甚至焚烧了郑和苦心经营多年的造船厂和留下的各种图纸及资料。
就这样，在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时间节点，中国将力量转向了内部，却把原本掌控于手中的海洋留给了西方冒险者。对于这一幕，黑格尔曾感慨地说“中国人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保罗·肯尼迪则认为：“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并且导致整个帝国的主流阶层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结果就出现了许多令人痛心的局面：印刷术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纸币被中止流通、海外贸易受到控制……
令人唏嘘的是，正是在中国发生这一巨大转变后，欧洲却上演了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壮举。世界的天平，从此开始慢慢倾斜。到明朝末期时，中国在造船业和海军实力方面已出现了严重的停滞和倒退。以至于当时曾被明朝扣押的葡萄牙使节皮列士竟敢以轻蔑的口气声称中国“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并狂妄地表示“率数十大船攻克马六甲的印度总督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拿下中国沿海各地”。
虽然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但明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仍居于世界的最前列。随着明王朝于1644年的覆亡，满洲人建立了清王朝。也就是在同一时代，欧洲发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大潮随后也开始涌动。而在遥远的东方，尽管在清代前期曾出现了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但据学者研究发现，这种繁荣只不过是对明代的恢复性增长。比如铁和布匹的生产，清代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另外一方面，清统治者为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体制，采取了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统治，从而直接扼杀了向近代社会演进的趋向。在这种氛围下，广大知识分子也逐渐失去创新精神，致使大批科技成果和科技著作失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天工开物》之类的科学巨著却被翻译成英、俄、德、日多种文字，在异国他乡大放异彩。
第一章 初见：从谟区查的神秘抄本说起
“要弄清楚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往来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守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
——曼努埃尔一世，1508年。
1947年，英国历史学家、著名汉学家博克舍（Charles R Boxer，1904-2000）教授在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发现了一本绘有大量精美插图的手稿抄本。 该抄本共有314页文字，97页手绘插画，通篇是由手写体的西班牙文撰写，其装订方式属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一种流行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格。遗憾的是，抄本仅有5个部分标有明确的作者，而插画的绘制者身份难以考证。作为一名在远东史领域深耕多年的顶尖学者，博克舍教授还长期致力于收集该领域的珍贵图书和手稿，他敏锐地意识到该手稿的意义非同一般。经过三年的潜心研究，博克舍教授于1950年发表了关于该手稿的第一篇学术文章——“A Late Sixteenth Century Manila MS，”将其称为“MS （Manila Manu）”，即马尼拉手稿。该手稿至此才真正为世人所知，而学术界则为铭记博克舍教授的贡献将其命名为The Boxer Codex，中文译名则根据他本人的签名命名为《谟区查抄本》（马尼拉手稿的藏书印上有其名字日文拼音“谟区查”）。1967—1969年，博克舍教授执教印第安那大学并担任校图书馆顾问期间，又将抄本捐赠给了该校善本图书馆。
根据博克舍教授的考证，《谟区查抄本》大约绘制于1590年，最早也被称为《盗贼群岛史》，其中包含了西班牙人最初接触菲律宾群岛、印度、中国时所见的当地居民。除了描述历史典故，该手稿还包含了当地居民和他们独特的服饰彩绘，是了解早期东南亚风俗历史的重要史料。《谟区查抄本》可能是为了向西班牙政府汇报而编撰的，反映了当时西班牙对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兴趣和情报收集需求。博克舍教授在研究中提出，最有可能负责编撰这本书的人是当时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马雷尼亚斯（Gómez Pérez Dasmari?as）或他的儿子路易斯·佩雷斯·达马雷尼亚斯（Luis Peréz Dasmari?as）。从西班牙人出现到1617年，戈麦斯·佩雷斯·达马雷尼亚斯被誉为菲律宾最好的总督。他非常信任中国人，因此父子二人似乎都熟悉中国艺术家的作品。1593年，只有25岁的路易斯·佩雷斯·达马雷尼亚斯接替父亲担任总督后，最迟在1594年，他委托一位中国艺术家制作了一件非常大的圣母玛利亚雕塑。 由此推测，《谟区查抄本》中的插画可能由当地的中国画家或工匠绘制，他们使用中国生产的纸张和颜料，结合了中国绘画的传统技巧和西方的审美风格。
从绘画风格、着墨和色彩上看，由于其中部分绘画作品图案与《山海经》中记述的插图非常相似，而且使用中国生产的纸张和颜料，《谟区查抄本》中的中国插画应当属于明代中国绘画。其中有关中国神像的插画可能是源自《封神演义》以及《三国演义》。每幅插画上都绘有边框和名称，这些边框呈现出一种中西融合的风格，而画上方的名称则是用厦门方言的罗马体书写而成。《谟区查抄本》中有关明代中国的插画及文字部分共计有58幅插图和110段描述性文字，主要内容涵盖了明末时期的中国人物、神灵、异兽和鸟类。博克舍教授的研究指出，这些插画和文字为后人提供了了解早期东南亚风俗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研究明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资源。
今天的人们目睹这部充满神秘色彩的《谟区查抄本》，多少会感到好奇并充满疑问：在近代意义上的正面接触之前，欧洲人是如何认识、如何描绘中国人的？
事实上，众所周知，由于地理距离的阻隔，在千百年的时间里，古代欧洲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主要通过间接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获得，而这些认识往往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和想象成分。在古罗马时期，中国被称为“赛里斯”（Seres），意为“丝国人”，因为丝绸是当时中国对欧洲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古罗马的作家，如老普林尼，就描述中国人为身体高大、红发碧眼的民族，这些描述显然是基于传说和想象，而非实际接触。此外，古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对中国物产的富饶和社会秩序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赛里斯国疆域辽阔，物产丰富，城市虽稀疏但规模大，人民热爱和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欧洲对中国的了解逐渐增多。到了中世纪，特别是蒙元时期，一些欧洲旅行家和传教士开始有机会直接访问中国，他们带回了更多第一手的描述和见证，由此产生了西方最早的中国人（主要是所谓的“鞑靼人”）图像。
据有关研究者考证，目前来看，西欧最早的“鞑靼人”图像出现在英国本笃会修士马太·帕里斯（Matthieu Paris，1200—1259）的手稿抄本《大编年史》（Chronica Maiora）中。这幅插图中有一行铭文写道：“灭世者鞑靼或食人肉的鞑靼”，以印证当时欧洲人对于鞑靼人相貌的文字描述：“他们的面庞宽大、斗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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