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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六世同堂》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作者珍·特温格博士基于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和覆盖超过3900万人的惊人数据，首次将美国社会现存的六代人——从历经战争的“沉默一代”到AI原住民“两极世代”——并置比较，绘制出一幅跨越百年的美国代际生态图谱。作者颠覆了将代际差异归因于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核心论点：技术变革才是塑造代际特征最根本的驱动力。从广播、电视到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深刻地重构了人们的生活、交流、学习乃至恋爱方式，从而系统性地塑造了每一代人独特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人格特质。
本书以翔实的数据分析解答了众多社会热点问题：为何Z世代心理健康危机凸显，更容易焦虑抑郁？千一代真的很穷吗？每一代人都看重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此消极？世代之间是分裂对立还是悄然趋同？特温格不仅清晰揭示了六代人的真实差异及其深层原因，更以此为棱镜，透视了美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轨迹，并对其未来走向提出了大胆的预测。本书将彻底改变你看待家人、同事和整个社会的方式，是理解当下与未来的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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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珍·特温格(Jean M.Twenge PhD)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长期研究代际差异和文化变迁，著有包括《i世代》（iGen）、《自恋时代》（The Narcissism Epidemic）、《我世代》（Generation Me）在内的多本畅销书，学术成果与观点经常为《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今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所关注和报道。
周 顺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社会学、政治思想史，译有《革命品格》《寻找政治》等。
许驰原 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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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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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代的产生及原因
第二章 沉默一代
第三章 婴儿潮世代
第四章 X世代
第五章 千禧一代
第六章 Z世代
第七章 两极世代
第八章 未 来
注 释
致 谢
索 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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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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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的六代美国人如何加速裂变？* 本文摘自《六世同堂》，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和图表从略。
北哨兵岛（North Sentinel）位于印度和缅甸之间的孟加拉湾，面积相当于曼哈顿。2018年，一名26岁的美国人雇了一群渔民带自己去那里。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北哨兵岛是世间少有的化外之地。几个世纪以来，外来者不断到访，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一批人类学家。但岛上的原始部落显然不想受打扰。船只和直升机靠得太近，原住民便操戈披甲，严阵以待；只身冒险前往者亦惨遭杀害。因此印度禁止船只在该岛方圆3英里范围内航行。尽管原住民用沉船上的金属制作武器，但他们没有现代技术。其日常生活很可能与200年前无异。可以猜测，北哨兵岛人很可能和他们的祖先遵循着同样的集体生活规范，文化价值观几乎未曾改变。
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却并非如此。新技术重塑了社会互动和休闲时光，价值体系从循规蹈矩、伦常有序转向拥抱个人表达与多样性。急速的文化变迁意味着，当下人的成长经历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甚至21世纪初的完全不同。文化变迁作用极大：一个人出生的时代对人的行为、态度、价值观和个性特质影响深远。事实上，一个人出生的时间段对性格和态度的影响要远大于原生家庭。
基于出生年份的差异最容易被理解为代际差异。以前，世代（generation）这个词更多被用来描述家庭关系——例如，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包括祖父母、父母和孩子。现在，这个词更多用来指称社会代：那些在同一时间段出生，在近似文化中成长的人。
当前美国由六代人构成：沉默一代（生于1925—1945年）、婴儿潮世代（生于1946—1964年）、X世代（生于1965—1979年）、千禧一代（生于1980—1994年）、Z世代［又名i世代或“数媒一代”（Zoomers），生于1995—2012年］，以及2013年后出生、尚未被命名的一代［我称其为两极世代（Polars），一些营销人员称其为阿尔法一代（Alphas）］。世代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大部分国家也有类似的世代现象，尽管夹杂着各自的文化特征。
在此之前，即便泛泛而言，我们也很难确定代际是否真的存在差异，存在着怎样的差异。许多专家抱怨说，思考世代问题有时就像占星术。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许多关于代际差异的图书和文章都充斥着大量的主观臆断，缺乏确凿的数据。有一些则是调查了小部分人而试图得出普遍的结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横跨24个数据集的世代分析结果，涉及3900万人，已接近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州的人口。在海量数据的支持下，我们才有可能比之前更好地理解代际差异。
理解代际差异对于理解家庭关系、职场、心理健康、政治、经济政策、市场营销和公共话语至关重要。为什么我的孩子总在玩手机？为什么我的父母不知道什么是非二元性别？为什么年轻员工如此不同？为什么我的老板会这么想？哪代人更容易抑郁，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代人将如何投票？千禧一代真的很穷吗？每一代人都看重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美国如此消极？在电子邮件签名中使用代词只是一时流行吗？人们在网上无休止地讨论世代，上述问题只涉及其中一小部分。在世代冲突——从工作态度到“取消文化”，再到“得了吧，婴儿潮老前辈！”（OK，Boomer！）——达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巅峰之际，将世代神话与世代现实做一区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研究代际的消长也是一种理解历史的独特方式。对于战争、经济衰退和流行病等事件的体验，往往因年龄不同而大相径庭。爸爸在经济衰退期间因失业而待在家里，这对孩子们来说可能很有趣，对爸爸来说却很可怕。然而，历史不只是一连串的事件，它也蕴含了文化的潮起潮落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技术、态度、信仰、行为规范、多样性、偏见、时间规划、教育、家庭规模、离婚。祖母念念叨叨的“活在罪恶中”即是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未婚伴侣关系。当今青少年所理解的娱乐（刷社交平台Instagram）和他们的父母在青少年时期所理解的娱乐（和朋友开车兜风）亦迥然不同。
代际差异也能让我们窥见未来。10年、20年后我们会在哪里？由于某些特质和态度随着年龄增长变化不大，或者以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因此数据——尤其是年轻人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身处何方，又将向何处去。人的一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往往在青春期和青年时期形成，因此，年轻世代成为我们预测未来的制胜法宝。
30多年来，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致力于研究代际差异。这一切始于1992年，当时我在写大学毕业论文时注意到一件怪事：20世纪90年代的女大学生在某项一般人格测试中的得分显示，她们明显要比70年代的同龄人更自信、更独立。但这是在芝加哥大学，那儿每个人都有点“怪”，所以我想这可能只是偶然而已。第二年，我们在密歇根大学的本科生（他们就不太“怪”）那儿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我意识到可能有某种系统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图书馆里翻阅几个月资料后，我发现1973—1994年的98项心理学研究显示，女大学生认为自己的自信程度和独立程度稳步上升。如果考虑到该时段正值女性职业抱负的转变期，这一结果就显得非常合理。我记录下了自己所发现的第一个代际差异。
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我从尘封已久的书架上查阅科学期刊、收集研究报告，寻找在个性特质、自我观点和态度上的代际差异。2005年左右，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数据集在网上向公众开放，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美国范围内对年轻人进行的多项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其他数据来源也可以在网上查阅，比如社会保障管理局的婴儿姓名数据库、大型的谷歌图书语料库，相关数据可上溯到19世纪，由此，人们得以瞥见文化变迁之脉络。
我注意到人们在个体自信、个人期望和平等观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于是在2006年写了本关于千禧一代的书，名为《自我世代》（Generation Me）。到了智能手机时代，乐观主义低迷，青少年抑郁情绪上升，我又在2017年写了本关于Z世代的书，名为《i世代》（iGen）。当我在全美各地做关于i世代的演讲时，经理人、家长和大学教师都会问：“难道新技术不是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吗？”他们也许想知道，“其他几代人看起来也和以前不同了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本书中，关于沉默一代、婴儿潮世代、X世代、千禧一代、Z世代和两极世代的答案也在其中。
首先，让我们考虑两个更大的问题。第一，什么导致了代际差异？第二，我们是怎么发现世代之间的实际差异的？
什么导致了代际差异？与北哨兵岛等地的静态文化不同，现代社会总在变化。文化变迁导致代际变化，每代人都在不同的文化中成长。但是，哪些具体的文化变迁才是造成代际差异的主要原因呢？
代际变化的相关经典理论几乎只关注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重大事件。20世纪20年代，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写道，年轻时经历过同样事件的“代单元”（generation units）因共通的经历联系在一起。70年代，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发现，童年时期经历大萧条的人与成年后经历大萧条的人不同。90年代，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的理论指出，美国各代人都在四种不同类型中循环往复。当国家经历某一重大事件时（如美国内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每种类型就与特定的人生阶段对应起来。例如：1901—1924年出生的大兵一代（GI）或者最伟大一代（Greatest）是“公民”类型，他们在二战时期已是成年人，足以带领国家走出战争。许多关于世代的演讲和图书都以各代人年轻时经历的事件列表作为开头，比如越南战争之于婴儿潮世代，美俄核战争阴影之于X世代，2001年的“9·11”事件之于千禧一代，新冠疫情之于Z世代。
重大事件当然可以塑造一代人的世界观。但是，许多文化变迁并不仅仅是由重大事件引起的——它们首先是线性的，年复一年大致沿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而不是像经济衰退或流行病那样循环往复。那么，这些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代际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应该是年复一年不断发展的东西，对日常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东西。技术在这些原因中脱颖而出。
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与战争、流行病和经济周期的起起伏伏不同，技术变革是线性的。技术模式会变化（比如，从电视机到流媒体视频），但一直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发展：更简单、更快、更便捷、更有趣。技术及其对文化、行为和态度的影响打破了旧的代际循环，形成了一些新东西。这一模型——我们称之为代际技术模型——是现代世界的代际新理论。
在经典世代理论中，技术对于许多重大事件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飞机是20世纪一项关键的技术成就。在过去的100年间，飞机至少在4次重大事件中发挥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飞机应用于战斗，并投下第一颗核弹）、“9·11”事件（将飞机用作武器）、艾滋病和新冠疫情（病毒通过人类的航空旅行进行传播）。
有一则关于人类学家在原始部落采风的经典逸事。一位长者说，地球栖息在一只巨龟的背上。“但是巨龟栖息在什么上面呢？”人类学家问道。“哦，”老人回答，“龟叠着龟，龟叠着龟……”这个故事让人联想到一长串乌龟的形象：最小的乌龟在上面，下面每只乌龟都稍大一点，逐渐延伸，直到消失在无限中。此事本想表明起源说的局限性，但大龟叠小龟的想法总让我想起对现象之终极原因的探索：每个原因都会导向它底下的另一个原因，在无尽的“龟链”中，我们很难看到真正导致事物变化的是什么。
不过有时候，这根链条确实有一个终极源头。对于代际差异而言，终极源头就是技术。技术并不总是直接导致代际差异——也有一些中介因素，我们可以将其想象成栖息在母龟背上的幼龟。其中两项中介因素分别是个人主义（更关注个体自我）与慢生活轨迹（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成年，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变老）。现代的代际理论可以这样来建模：技术是个人主义与慢生活这两项中介因素的根本原因，重大事件只充当配角。技术变革是母龟，个人主义和慢生活是幼龟，重大事件则是龟家族偶尔到访的友人。这一模型并非面面俱到——有些代际差异的原因尚未列入，如收入不平等，但亦纲举目张。在技术的直接影响下，个人主义和慢生活轨迹成为定义20世纪和21世纪几代人的关键因素。
中介因素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一种更强调个人自我的世界观，我们经常将其置于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来讨论。个人主义文化（如美国）重视自由、独立、平等，集体主义文化（如韩国）则更重视群体和谐、恪守规则。
个人主义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200年前，也就是简·奥斯汀小说诞生的19世纪初英国摄政时期，人的行为和生活选择都受到严格约束。性别、种族、阶级即命运。许多男孩子承父业。几乎所有的上层阶级女性都在25岁前结婚生子；下层阶级女性则结婚或当仆从。所有女性和下层阶级男性不能投票，奴隶制是合法的。上层阶级男性还有点个人自由，但也需遵守严格的着装、言论和行为规范。该文化要求个人为更大的利益而自我牺牲。例如，年轻人应勇担使命，参军入伍。
几十年后，这些社会规则开始瓦解。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日所熟知的高度的个人主义已经在世界各国初现端倪：个人选择至高无上，美国军队完全由志愿兵构成，“做你自己的事”成为一句魔咒。为更大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看法不再受到推崇。无视“群体身份为天命”的观念，把人当作个体来对待，这催生了基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以平等为文化核心价值的个人权利运动。
由于高度仰赖“自我”，自我感觉良好十分重要，因此人们越发强调要积极看待自我。1980—2019年，在谷歌扫描的2500万本图书中，促进自我表达和自我积极性的个人主义式短语越来越普遍。如果将口语视为书面语的一种镜像，那么很少有人会对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世代说“做你自己”或“你很特别”，但千禧一代和Z世代却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若有人在1955年写下“我爱我自己”，会被视为同义反复，甚至被当成偏见邪说；但到了千禧年，这一“唯我独尊”的表达方式已为人所接受。
代际技术模型认为，是技术导致了个人主义。那么技术是如何使个人主义得以可能的呢？20世纪以前，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保障自己的生存，人很难独自生活，也很难留有时间来思考自己的独特性。那时没有冰箱，没有自来水，没有集中供暖，也没有洗衣机。现代杂货店还不存在，做饭也还需要烧柴火。富人会雇些仆从打理杂事，穷人则全靠自己干活（或当仆从为别人干活）。在那个时代，日常生活是一种集体性的体验。
相比之下，现代公民才有时间关注自我、关注自身需求和欲望，因为技术让我们从生活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虽然在麦当劳的“得来速”花不到5分钟时间吃顿热饭算不上什么幸福，但这依旧是现代生活给我们带来惊人便利与灵活的一大典型。想想洗衣服：你不用和一群人在烧水锅前苦干一整天，只要把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去看40分钟电视；再把衣服放进烘干机，继续看电视。电动洗衣机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得到推广，烘干机更是要到60年代才得到广泛使用。在20世纪40年代明尼苏达州的农村，我的外祖父母和他们的邻居用屋外的绳子晾衣服。如果突然来了寒流，衣服就会被冻得结结实实。
技术也使中产阶级的产生得以可能。设备节省了人力，仆从和农场工人的需求量减少，更多人得以从事其他工作，且大多收入更高、更自由。20世纪的美国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出现了稳定的中产阶级。一个假定人人平等且大部分人自认为是中产阶级（2017年有70%的美国人这样认为）的社会，正是滋养个人主义的沃土良田。尤其当料理日常事务所需的时间减少，劳动分工也不再基于性别、种族、阶级时，这一观念更深入人心。
总的来说，技术进步使经济的发展从农业和家庭式作坊（需要集体通力合作）转向信息和服务类工作（可独立运作）。虽然人们仍然在一起工作，但家庭农场和家庭企业不再那么常见。技术使大城市生活得以可能，当人们可以在不受他人监控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生活（这在小城镇很常见），个人主义便趁势而上。技术也更偏向那些基于语言、社交能力而非体力的有偿工作，这使得更多女性进入工作场所，从而促进了性别的平等。
新近的技术进步也与个人主义齐头并进。当人们首次购买电视机时，每个家庭会配上一台。电视机很大，常常镶在木柜里，作为一件家具。后来流行一间房配多台电视机，一家人就可以看不同的节目。现在家庭里，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机或平板电脑，配有流媒体视频和耳机，可谓各得其所。
中介因素2：慢生活。技术还导致了另一种文化趋势，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人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成年，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变老。这个趋势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无关（日常的节奏显然变得更快了），而是和人们达到青春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的转折点（比如考驾照、结婚和退休）相关。
生活史理论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见解。该理论发现，父母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以生很多孩子，并希望孩子们快快长大（一种快生活策略）；或者他们可以少生孩子，并希望孩子们慢慢长大（一种慢生活策略）。当幼儿和成人的死亡风险较高，儿童是农场劳作所必需的劳动力时，快生活策略更为常见。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多生、早生。多生可以增加孩子存活的概率，早生可以确保孩子在父母去世之前自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世纪后期，1/6的婴儿在1岁之前死亡。也就是说，1/6生过孩子的女性会在1年之内丧子（女）。尽管婴儿死亡率在20世纪急剧下降，但1925年出生的第一批沉默一代当中，依然有1/14的婴儿在1岁之前死亡。1946年第一批婴儿潮世代出生时，1/30的婴儿在1岁之前死亡。直到1988年，婴儿死亡率才降至1/100以下，2020年降至1/200。那时候的儿童死亡率也更高。20世纪初，年满周岁的儿童中约有一成活不过15岁。而到了2007年，仅有1/300的美国人在童年夭折。1950—2019年，5—14岁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
过去的大环境不同，还有其他原因。人们受教育时间短，寿命短，各个人生阶段都发展得更快：幼童更独立，青少年多去打工、谈恋爱，20岁左右的人成家、立业、生子，45岁垂垂老矣，60多岁就死了。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直到1931年才超过60岁，1961年达到70岁，1989年达到75岁。21世纪，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更低，人们受教育时间更长，寿命更长，也更健康。在这样一个收入不平等的时代中，死亡的风险降低了，贫困的风险却增加了，所以父母更倾向于少生优育。正如某篇学术论文所言：“在稳定的环境中，当资源竞争激烈时，人们倾向于更多亲代投资，减少后代数量。”21世纪的美国虽然环境稳定（死亡率低），但收入不平等和其他因素导致了资源竞争异常激烈。
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慢生活策略：出生率更低，成长更慢，家长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资源，耗费更多心思。因此，孩子们很少能独自完成任务（自己走路上学或独自在家的孩子变少），青少年更不独立（考驾照或谈恋爱的人变少），青年人成年的转折点姗姗来迟（比前几代人更晚结婚生子），曾经的中年人成了现在的年轻人（“50岁就是新40岁”）。退休后保持健康是一种惯例，而非例外：预期寿命延长至80岁。从童年到老年，整个成长轨迹都变慢了。
这些变慢的生活轨迹最终都由技术造成，包括现代医疗（延长寿命）、节育（允许人们少生孩子）、节省劳动力的设备（延缓衰老）和知识经济（受教育年限更长）。这种变慢的生活轨迹实际上是可以从生物学上进行量化的，尤其在年长群体中。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了8种衰老标志物，该研究发现，在2007—2010年，60—79岁的美国人比1988—1994年同一年龄段的人年轻4岁，40—59岁的则年轻2—3岁。
世代周期的断裂。这三种影响因子——技术及其衍生品“个人主义”和“慢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塑造了每一代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影响之大，足以压倒此前的世代周期。
我们是怎么发现世代之间的实际差异的？技术不仅塑造了世代，而且使得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世代。不久前，写作者们在与世代相关的著作中描述了影响每个群体的事件和人口统计资料，但随后，他们又不得不去猜测，这些散见于遗闻轶事中的事件对于每代人的态度、特质和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单次民意测验和调查可用于评估不同世代的人，但不可能分辨出哪些是代际的差异、哪些是年龄的差异。
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在大数据时代，一幅更清晰、更明确的图景开始浮现。借助几十年来的大规模全国性调查，我们可以回溯过去，看到几十年前的观点；可以持续追踪各个世代；可以将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与另一个时代的年轻人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几代人之间的真正差异——不是基于猜测，而是基于实时收集的可靠数据。
这本书中关于代际差异的结论基于24个数据集，部分数据集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相关数据评估了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涵盖人数多达3900万，远远超过美国十大城市的人口总和。这是对我上一本书《i世代》的重大升级，该书建立在4个数据集的基础上，涵盖约1100万人。这些数据集让我们能够通过每一代人的声音来听到每一代人的故事，实现了本书的主要目标：将代际差异的虚构理论与现实区分开来，让我们更好地相互理解。
数据集大多具有全国代表性，受访者在性别、种族/族裔、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域各个方面与总人口相近。数据大多来自美国，但也有部分源自世界其他国家。数据集大多不会自我标榜。获取数据需要下载数据文件，搜索相关变量，跨年合并，对变量重新编码，运行分析，它们涉及一系列烦琐难明的数据分析。幸运的是，处理数据是我的谋生之道。除了少数例外，你不可能在谷歌搜索或政府网页上找到各章节中的这些图表；相关分析是本书所独有的。
我们可以讨论哪些代际差异呢？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这些数据集涵盖性别、出生率、政治立场、收入、时间规划、对性别的看法、生活目标、吸毒和酗酒、结婚年龄、离婚、领导角色、教育、肥胖、自信和对物质的渴望。人们还深入研究心理健康和幸福。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一书中指出，历史学家很少考虑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人们的福祉。这种情况现在应该结束了。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事物是如何变化的，还需要了解它们对这几代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在深入研究每代人的数据之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些与世代相关的常见问题及误解。
我们从这里走向何方本书的各个章节介绍了21世纪20年代有选举权且健在的几个世代：沉默一代、婴儿潮世代、X世代、千禧一代、Z世代和两极世代。（每章都建立在前一章的基础之上，但如果你先翻到你那一代的章节或者你孩子那一代的章节也可以，都没问题。）第一章后面的每章都有一份列表，上面列出了这代人的出生年份、人口，以及这代人的父母、子女、孙辈一般而言所属的世代。还有一个粗略的种族分类，非白人身份亦包括多种族与多族裔人士（美国人口普查发现，2020年，10%的美国人身份为多种族）。在语言上，请注意：我将使用美国人口普查中惯用的种族/族裔的称法；为避免混淆，所有称法都大写；简洁起见，我会用“白人”“非裔”“拉美裔”“亚裔”等称谓，但这并不是说种族就代表了全部身份。
在这一背景下，我做了一份该世代最流行的名字列表，信息来自社会保障总署名字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非常棒，它涵盖了持有社会保障卡的全体美国人的数据。列表包括在该世代出生年份中排名曾进入过前五位的所有名字（相对男孩来说，女孩名字流行的变化一般会更快，所以列表上女孩名字通常比男孩更多）。
接下来是该世代在娱乐界、政界、体育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列表。由于本书关注的是美国世代趋势，所列名单仅限于美国人（包括本土出生及移民），因此你最喜欢的英国演员、歌手或葡萄牙足球运动员的名字可能不在列表中。（在美国电视节目中，凭借喜剧一举成名的个别加拿大人除外。没了加拿大人，美国电视节目就不会那么有趣。）有些名人依然很红，有些曾在几十年前名噪一时，后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所以，如果你还依稀记得他们，难免会思绪万千。
按照世代列出人物的做法的确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让我们跳脱出一般世代人物原型的老条框。大部分人只知道涅槃乐队的科特·柯本是X世代，其实吉米·法伦、坎耶·维斯特、布雷克·谢尔顿、朱莉娅·罗伯茨、埃隆·马斯克和詹妮弗·洛佩兹也是。马克·扎克伯格是典型的千禧一代，而碧昂丝、迈克尔·菲尔普斯和艺人Lady Gaga同样也是。你会发现许多惊喜：在列出这些名单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梅拉尼娅·特朗普是X世代。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比如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出生于同一年——1955年。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讨论代际趋势，包括婚姻、性取向、出生率、毒品和酒精、平权运动、流行文化、技术、收入、教育、政治、宗教、性别认同、心理健康、幸福等方面。每一代人的性格和经历都独一无二，所以每一章结构都不尽相同。你还会注意到，中间四代人（婴儿潮世代、X世代、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数据要比沉默一代、两极世代多得多，所以在书中占的篇幅也大。而许多大型的全国性调查开始时，沉默一代已经步入成年；两极世代还太年轻，尚无法参与调查。
许多技术和事件影响了几代人。但为了避免重复，我没有在每一章中都提及。我将这些趋势放在受影响最大的一代人，或者放在这代人的领导者及典型代表身上来讲。例如，宗教信仰的变化在千禧一代中最为明显，因此宗教信仰的趋势就放在这一章中讨论。有些主题就很难归类了。例如，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斗争主要由X世代领导，但对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影响最大。但我最终还是把它归到X世代来讲，因为他们一生中经历了巨大变化，而且2015年最高法院案件的主要原告吉姆·奥贝格费尔（Jim Obergefell）也是X世代。对各代人都产生广泛影响的事件会穿插在各个章节之间。比如“9·11事件”，其影响不止一代或者两代人，而是所有人。
在流行文化和技术方面，我把重点放在了媒体上，因为媒体是世代精神、世代经历和世代创新的集大成者。你会发现，这里既有显而易见的东西，也有鲜为人知的内容；你当时最喜欢的流行文化元素可能不在其中，但大部分内容都会出现。到了千禧一代，尤其是Z世代的时候，流行文化跨越了多种样态，概括的难度大大增加。
最后一章探讨了代际差异对未来各个领域的影响，包括职场、政治和消费等。这些趋势预示着未来几十年美国社会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预测未来并非易事，但有了年轻人的数据，我们就不再雾里看花。世代是了解过去的一种方式，它也帮助我们了解未来。世代在变化，世界也在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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